序言（葛剑雄）
本书每一章都以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开始，引出相应地理论、概念或方法。
尽管对不熟悉西方历史背景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些内容显得陌生。
“历史是一个过程、一种论辩，是由关于过去的真实故事所构成的。”
历史上的故事有很多，我们会挑哪些出来讲？以哪种方式来回想？讲述的效果如何？凡此种种，都带给我们一个问题——历史是为了什么，或为了谁？
过去的历史被编纂出来，“历史服务于一个目的：给人们以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像记忆一样，但它是谁的记忆？有哪些事情需要记忆？
原始证据与”二手“资料
“历史学家能否理解和接近过去的生活？他们写下的故事是否是’真实的故事’？历史的意义会是什么？”
“为何要研究历史，历史何以重要”的三个理由。（认识到以不同方式行事的可能性：避免想当然，比如对于同性恋的看法。）
前言
历史学科的三种著作：实践入门指南；哲学考察；研究方法的辩论文。
“书中所写，代表了我在历史是什么、如何研究历史、历史为了什么等方面的看法”。
本书三部分：描述在过去历史是什么。
（自过去至今历史是什么；如何用手头的资料进行（处理、解释）历史工作；历史与真相）
故事：吉扬·德让谋杀案。
一、关于谋杀和历史的问题
1301年的一起谋杀案。多明我会居士；纯洁派（异端）。谋杀的过程记录在1308年的宗教裁判簿中。
这就是历史：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如今被重新讲述。重新讲述，意味着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起了一个不对等的联系（如何不对等？）。（是不是只要建立了这种联系就可以了呢？）
书写历史的过程（历史编纂）——这个“建立联系”的过程——疑问丛生。
在许多方面，历史始于问题也终于问题；历史永远不会真正地结束，历史是一个过程。（这里的“历史”符合“历史编纂”的过程，后者确实永不会结束。）
历史的两种含义
- 过去本身（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 历史学家就过去所写的内容（TODO）
历史编纂
- 书写历史的过程
- 对这一过程的研究
本书：
- 历史编纂：书写历史的过程
- 历史：历史编纂的最终成果（其实没有“最终”一说）
历史与过去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回到故事
回到故事，上述故事是如何被记载下来的？1308年，吉扬四次出现在名为达布利斯的宗教法官面前。而吉扬最初是被其另一个兄弟热罗牵连进来，热罗主动找到宗教法官，指认了许多与纯洁派有染的人。热罗、吉扬及其他至少十五人的供词，都被记录在宗教裁判簿中。这些登记簿有一部分留存至今，所以他们在14世纪初的谈话仍能为我们所知。
这一登记簿由以为现代历史学家编辑、印刷出来。本书作者采用了其中的某些资料，然后本书的读者才知道了吉扬·德让的故事。
那么是什么引起了这位现代历史学家和本书作者的关注呢？
- 谋杀案，有头有尾的故事。
- 故事中的人不是国王、王子或圣徒，他们是寻常百姓，因此我们也许会很欣喜地发现自己对他们竟然知之甚详。
过去是一个异邦
哈特利：”过去是一个异邦，在那里他们的行为方式全然不同。“
道格拉斯·亚当斯：”过去的确是一个异邦，他们的行为方式就像我们一样。“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有些事情有共鸣（送信件、离开家乡去旅行、对迫害的恐惧）。有些则不是（了解宗教，不了解纯洁派、异端的概念、宗教审判的程序等）。
更多要素
14世纪时，如果你是识字的（litteratus），意味着你能读写拉丁文，并知道怎样解释经文。仅掌握本国语言不算是识字的，不管是英语还是法语。
历史：被选择的故事
吉扬·德让谋杀案显然不是1301年发生在法国南部的唯一事件，但历史学家无法讲述来自过去的每一个故事，而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存资料多有残缺，甚或未留下任何资料。但即使只就我们拥有的证据而言，仍然有许多可说之事。
历史学家需要判断哪些事情是可以说或应该说的。所以，历史不过是那些引起历史学家注意的事情构成的，他们进而决定为其读者复述这些事情。
历史学家选择他们的真实故事的依据，已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故事：故是过去之意，故历史本身乃故事：）
历史：故事的解释
吉扬·德让谋杀案，就其在历史上的影响来看，只算是一幅小插图。如果在故事发生几百年之后的历史学家选择呈现这个故事，而不多说些什么，是很不寻常的。
我们还需要解释过去。找出故事更宏大的背景，就是为了不仅仅说出”发生了什么“，而且要说出它意外着什么。
对于故事，我们可以选择感兴趣的那些；对于故事的背景，也是类似的。仅就这起谋杀案而言，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可见对于宗教审判与异端各种可能角度的比较思考）：
- 宗教审判和异端。纯洁派信仰者的行为与信仰、审判的程序及其变化
- 把故事放到犯罪史中考察。中世纪还有另一些谋杀案，比如1170年的托马斯·贝克特；或聚焦下层社会的犯罪行为；
- 故事发生地在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该地区一度在情感上与加泰罗尼亚而不是巴黎更加亲密，后来教皇因异端下令讨伐该地区，这些讨伐导致了法国北部对南部的政治控制。纯洁派的抵御是与法国政治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还可以忽略故事的叙述，关注其它细节。如识字问题；登记簿有关桥梁的记录告诉了我们一些地理知识；或者是农业或建筑方面的东西。
吉扬的供词周围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世界以撩人的碎屑和片段展现在我们面前。
（平民历史的重要性。过去的理所当然，如今看起来饶有趣味。）
历史：猜测与犯”错“
记录的证据呈现在我们面前，但人们不可能知道每一个细节。历史学家通过合理的猜测填补其中的空白。
猜测暗示着历史编纂过程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历史学家总是把事情弄”错“，因为：
- 我们永远无法使之完全”正确“
- 相互之间无法达成一致
- 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弄”错“
不过，在弄错的同时，历史学家总是试图使之”正确“。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有时喜欢将自己的工作与文学区别开来。但历史也伴随着想象。
历史：是一种论辩
如果过去没有缺漏，现有的证据总是清晰可信，那么历史学家就无事可做，我们也将失去互相论辩的机会。历史首先是一种论辩，不同历史学家之间、过去与现在之间、实际发生与即将发生之间。论辩是重要的，它们创造了改变事物的可能性。
历史：真实的故事
本书使用用”真实的故事“这个说法来谈论历史。（真实的；故事；解释；）
（历史即故往之事。真实的，言下之意是，过去作为客观真实之存在；故事，即已过去之片段解释感兴趣之事。）
过去就像生活一样无序、混乱、复杂，历史就是要弄清这种混乱的意义所在，从漩涡中发现或创造模式、意义和故事。
小结
历史是一个过程、论辩，由过去的真实故事构成。
历史使我们有机会反思自己与过去之间的关系，审视我们挑出来讲述的过去故事的种类、我们回想起那些故事的方式以及讲述那些故事的效果。
当过去重新进入现在，它就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所在。思考历史，部分是要思考历史是为了什么——或为了谁。此时，我们需要理解在过去历史是什么。（见下一章）
二、（走出）政治之塔
故事：巴比伦国王那波尼德斯搜寻一座太阳神庙。
那波尼德斯热衷于寻找太阳神庙，因为这使他有机会与自己的高贵传统建立联系，而这种联系隐含着权力与权威。他对这一发现的理解方式和将其记录下来的动机，不一定与我们自己对历史的兴趣一致。
（此国王做法近乎历史学家，形成自己的一种解释）
历史的历史
探寻它的根源何在、从何而来、如何演变，以及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用于何种目的。
无疑，历史作为一门学科随着时间推移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还在继续着。
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希望说出自己当前时代的某些事情。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贝内德托·克罗齐）
古希腊的两位历史学家
希罗多德写下了希腊语波斯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希罗多德拒绝了波斯人的传说，选择依靠”事实“而不是虚构的看法。这种做法使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20世纪的历史学家。事实上，他有时被称为”历史之父“。
但希罗多德并非总是如此”现代“，他的历史仍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比如骑在海豚尾巴上的阿里翁、特尔斐的神谕。希罗多德总是乐于偏离对政治事件的记述，告诉我们当地人的习俗、不同地区的神秘而奇妙的动物，以及任何吸引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因此，他有时又被称为”谎言之父“。
此外，希罗多德利用过去来提供关于环境和性格的说明，以备当时之用。他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时间是循环的：历史一圈圈地旋转，同样的主题和问题一次次地出现。他的《历史》中发生的事件背后往往隐藏着循环的命运之轮。
当基督教产生了第一批历史学家后，这种时间观念发生了颇有争议的变化。基督教信仰认为，世界在两个固定的点——造物与天启——之间无情地移动。这个框架就历史意味着什么和人们如何着手探讨历史，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念。
另外，早期基督徒把历史当做对过去的辩驳式描述来写，他们试图说服基督徒和异教徒，基督教比异教信仰更古老、更理性、更道德也更有效，如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之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对神学和历史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糅合，他的学生奥罗修斯写了一个更通俗的版本《反世俗的历史》。
通过抄写对自己有利的原始文献，通过坚持《圣经》的历史准确性，通过将自己教派的历史与宏大的线性时间叙事相结合，尤西比乌斯和奥罗修斯开始创造权威性的历史。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另一要素——修辞观念——的支持。这种修辞观念的要点在于，照此写就的历史应该具有说服力、易于被接受。
可以说，在彼时的历史学家看来，”修辞“是历史编纂方法的合理组成部分。
随着中世纪的延续，修辞仍然保留在历史编纂中，但另一些要素开始出现了。12世纪时，马尔梅斯伯里的威廉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他的写作方法具有显著的现代特征：搜寻资料和文献，与人们交谈以调查最近发生之事。他苛刻而多疑，面对手头的资料，运用猜测以进行解释。（苛刻、多疑、合理猜测的艺术是现代历史学家的三种美德）
在12世纪和13世纪，开始有更多的人开始创作历史，历史的主题逐渐拓展，如世界史、国家史、武士史。撰写历史仍然是为了特殊的目的（奉承一位赞助人、褒扬一座城市等），但这些目的也在变得更为宽泛多样。风格和方法也多样化了。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相信自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发现和恢复了古典智慧的荣耀。这在很多方面影响了历史编纂。从过去吸取哲学教训的观念再次受到青睐，西塞罗式的修辞术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风格。历史著作的数量迅速增长。
”文艺复兴“是后人的术语，但时人确信他们的“现代时期”在本质上不同于已经过去的年代。历史学家开始证明佛罗伦萨是古罗马的直接继承者，意大利公民是古典思想的真正继承者。这种撰写历史的新动机使关于过去的观念发生了地震般的转变。历史学家不再把当前时代看作是人类七个世代中的倒数第二个（如基督教历史学家那样），他们谈论的是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普遍的看法是，在4世纪到14世纪之间没有发生任何非常重要的事情。
经过16世纪，修辞再次成了支配性的灵感之神，风格再次征服了内容。历史不仅要写得漂亮，而且应仅限于那些与它的“尊严”相称的事件与人物，他们对“日常生活”不大有兴趣。
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基督教内部分裂之后，修辞开始再次与宗教辩论结盟。新教与天主教的历史学家们相互攻伐。这种历史编纂之争从未停止过，但“历史”显然是服务于它的从业者的。
对于历史的怀疑与批评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出现了，这些怀疑不仅指向当时的历史学家，也开始指向古代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菲利普·锡德尼讽刺地写道：“历史学家……身上装满了被老鼠咬过的古老记录，授权自己……凌驾于历史之上，他们最大的权威就建立在显然是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历史陷入了某种危机。
法国历史学家让·博丹的《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中，有一章阐明了历史读者应该如何怀疑过去的历史学家，怀疑他们的目的、方法和偏见。博丹把“真相”放回了议事日程。到16世纪末，历史又再次着眼于过去的“真实故事”。
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到，“历史”对于不同的人总是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本章并非在描述人们在撰写历史方面变得更好、更聪明的“进步”故事。这样的理解会错过关键所在。所有这些历史学家都尽力去理解被他们视为可能的过去。我们会——从我们当前的立场——看到某些尝试比另一些更加准确。但这是根据我们对何为“真实”的看法得出的。过去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
历史：是一种记忆？
有人说撰写历史是一种自然和必要的活动：历史之于社会，正如记忆之于个人。历史当然是非常有力的，但回头看看过去的那些历史学家们的故事，我们会理解到，人们撰写历史是由于他们自己时代的特定环境和需要。萨瑟恩指出，11世纪和17世纪的交替时期之所以出现历史编纂的热潮，是因为彼时正在经历特殊的骚乱与动荡。在这里，历史服务于一个目的：给人们以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像记忆一样。问题是，它是谁的记忆？有哪些事情要记忆？
本章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倾向于选择记忆某类领域的事情：伟人、教会、政府、政治。这种模式部分是由希腊人提出的：不是希罗多德，而是他的继承者修昔底德。他认为，历史与政治和国家有关，而与其它任何事情无涉。有人评论道，修昔底德把自己关在了政治史之塔中，还想把我们所有人都束缚在那里。我们该如何逃离那座塔呢？
三、事实是怎样的？
1885年，90岁的兰克在他柏林的书房里，创造自己最后的历史著作。通过向助手口述，他对自己历史学家的一生做了简单的描述。他提到了阅读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历史小说的经历：
书中对秃头查理和路易十一的处理方式和其它内容一起让我很不愉快，它们似乎……与历史证据完全相反。我研究了……当时的记载……确信司各特所描绘的秃头查理或路易十一从不曾存在过。这种比较使我相信，历史资料本身比浪漫的虚构更加美丽，而且无论如何要更加有趣。我彻底厌倦了虚构，下定决心在自己的著作中避免任何捏造和想象，严格终于事实。
兰克经常被称为现代历史编纂之父，他呼吁历史学家写出“科学的”和“客观的”历史，其历史哲学被浓缩在一句广为引用的名言中：
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
本章将叙述16世纪到20世纪之间历史编纂的某些发展。期间许多也许不会把自己看作历史学家的学者，为今天的“历史”贡献了特定的要素。
（真相的问题
如何利用历史文献的问题
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区别”问题）
问题：什么是真相
“历史”在16世纪遭遇了怀疑主义者的围攻，他们认为历史是不准确和无用的。他们所谴责的“历史”大部分是运用了修辞技巧的历史，由既要提供精炼的叙述，又要从过去的政治事件中提出惩戒性“教训”的双重期望所驱动。
除了让·博丹，还有另一些历史的捍卫者。
捍卫历史“真相”的最初驱动力来自宗教冲突。（对，从最无处不在的偏见——信仰中发展出了用于获取客观真相的手段）新教和天主教都用历史来支持他们相互对立的对于权威性的诉求。相关学者的方法比较简单：大量搜集可用于防御敌人攻击的证据。
更复杂的是分析古文物学家提供的文献。与历史学家相比，古文物学家没有重要的故事要讲，只有强烈的热爱要表达。但正是这些古文物学家创造除了经由保留下来的文献和资料研究过去的手段。
问题：如何使用文献。
1439年，洛伦佐·瓦拉针对也许是基督诞生以来一千四百年间最著名的文献，撰写了一篇也许是最著名的文献分析。这份文献就是《康斯坦丁赠礼》，它旨在记录4世纪时叫这个名字的罗马皇帝赠与基督教会的礼物与权利。整个中世纪，《赠礼》是教会最有效的一件武器。瓦拉则证明它是一件伪造品。
至少从12世纪开始，就有人对《赠礼》提出质疑，瓦拉采用了新的方式。他聚焦于文献的语言。通过分析其使用的拉丁文风格和所提供的细节，他断言这是一件伪造品。瓦拉注意到文献中的拉丁文根本不像4世纪的“古典”拉丁语。
将文献学应用用历史文献，提供了两种探究过去的新思想：
- 人们可根据其内部特征鉴定一份文献，判断历史记录中什么是“真相”
- 语言（因而还有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变化的；人们谈话和生活的方式随时间流逝而变动。
问题：过去如何不同于现在
瓦拉把语言和文化再次引入了历史。历史包含比政治“事件”更多的内容，这一观念第一次逃离了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之塔。
这些观念及其寓意并不完全出自瓦拉，也没有直接引起历史实践的革命。瓦拉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发展这些主题的那些人也不是。他们毋宁说是文献学家、古钱币学家、地志学家等。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些古文物学家的追求在整个欧洲越来越流行，甚至在19世纪，业余学者还会追忆这些古文物学家。如今历史学家使用的许多文献汇编，都是这些维多利亚时代团体的产物。
古文物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试图拼凑一幅图画，而后者则是讲述一个故事。
博杜安（1520-1573）是一位想要弄清罗马法律从过去到当代如何演变的学者，他看到了将历史研究与法学相结合的可能性，试图“清楚历史中的神话”。博杜安提出，历史学家应该像一名律师那样：在相互冲突的记述之间进行取舍，力图建立事件发生的准确顺序，以冷静、客观的怀疑态度对待“证物”（文献）。我们不妨把他所说的“律师”看作是”侦探“。
所以文艺复兴之后，历史作为一种创作，得到了新的工作和研究方法。如果是以前的历史学家是在创造”真实的故事“，而本章的历史学家则以”真实的故事“为目标。正是从瓦拉到博杜安的时期，形成了使用资料的方法和原则，力图确定历史”真相“可以通过证据来证明。
历史学家总是在”真相“和”讲故事“的两极之间来回摆动。
启蒙运动
18世纪，一个与通常所称的”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世纪，历史的”真实故事“与哲学问题发生了关联。历史的这个新目的影响了历史学家对过去时代和历史文献的看法。伏尔泰评论道：
让细节见鬼去吧！后人会把它们全都抛开。它们是侵蚀宏伟著作的一种寄生虫。
伏尔泰对历史细节有明确的排斥。需要注意到，18世纪有一种非常不同的驱动力，一种让历史与启蒙思想家所关心的主题——理性、自然和人类——产生关联的愿望。诸如伏尔泰、休谟、维柯、孔多塞等作者，是在通过对过去的研究来探讨”大问题“——有关人类存在的性质和周围世界的运行。他们的兴趣为再次逃离修昔底德之塔提供了可能。
对于通晓哲学的历史学家来说，仅仅涉及事实积累和政治事件是不够的。世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首先是复杂多样的。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学家不仅对统治精英的决定感兴趣，也对地理、气候、经济、社会结构和不同人们的性格感兴趣。如果科学家能够指出自然世界中的让人难以置信的相互联系，历史学家也应该尝试以类似的复杂方式去理解过去。
（与历史编纂的演变和对过去的看法有关的主题）
一、”过去“并非如此简单。植物学和地质学的发展使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得出结论：世界要比《旧约》所承认的古老得多。上帝六天造物的记述即使是”真实的“，也只是在象征意义上而已。时间本身的延伸必然会挑战过去的假设。上帝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不得不重新确定。
二、对某些作者来说，上帝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另一些人则把上帝的旨意想象为”神圣的天意“——指引人类历史进程的终极原因。对于抛弃了”天意“观念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仍然需要一种因果关系理论。两种互相竞争的模式出现在他们面前：偶然性和伟人。
三、启蒙运动还提出了另一个信念：人性具有永恒的普遍性。大卫·休谟写道：
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人是完全一样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没有说出任何新鲜的或奇特的事情。它的主要用途不过是发现永恒而普遍的人性准则。
四、从德国启蒙运动后期阶段开始，历史学家越来越相信，恰当理解历史要做两件互相联系的事情：
- 非常详细地研究档案资料
- 形成因果关系理论，将地理位置、社会体系、经济力量、文化观念、技术进步的影响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复杂关系融合起来
历史正在从政治学和法学转向经济学和今天所称的社会学。在这种冲击下，修昔底德之塔的确变成了废墟。
五、兰克：“科学“的历史
18世纪许多最著名的作家创作出”哲学式的“历史，它们与事实本身无涉，而与他们试图阐明的某些重大问题有关。另一些历史学家也从西塞罗式的历史中汲取灵感，为读者大众创作出”美丽故事“。
而兰克在暗示不同的东西。他要对文献进行详细的分析，不让富于幻想的灵感”歪曲“结果，服从审查和验证的”科学“观念，从而能够”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那么他改变了什么呢？
首先，如果说吉本（其《罗马帝国衰亡史》被认为是第一步”现代“历史著作）标志着历史作为一种使命（因历史本身而选择研究历史）的开端，那么兰克确立了一种作为职业的历史。兰克的一大遗产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研讨班，这种模式仍在指引大多数年轻的历史学家熟悉这个行当。
其次是一再出现的格言：”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这个短小而平淡的句子激发了关于历史实践和历史哲学的许多论著。这是历史学家逃离”真实故事“的范式，让历史仅与”真实“相关的一种尝试。
兰克之后，任何类型的历史学家心中首要的观念就是”真相“，它可以通过忠实于资料而着手进行探究或最终企及。
（之后的历史编纂越来越细分，如今很少有历史学家简单地称自己为历史学家：他们是”社会史学家“、”科学史学家“、”女性史学家“等等。）
历史的职业化
19和20世纪历史学日益制度化，历史成为工业革命后逐步”职业化“的大量学科中的一个。职业化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历史应该服务于民族国家需要、创作”民族“历史的期望。职业化并未将历史学家从其独特文化的需要和偏见中解救出来，也许还强化了这种需要和偏见。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为职业地位付出了某些代价。首先，一般读者与专业历史学家之间存在者越来越多的隔阂。对于每一个读者来说，许多有趣的、重要的内容被隐藏在了令人不快的大片专业注释当中。其次，成为”专业人员“有时会让历史学家假装超然于现在和过去，对其作出客观的判断。但要注意，”专业的“并不意味着”公正的“，它主要表示”有报酬的“。最后，职业化还会导致分裂。这种分裂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的确意味着”历史“绝不会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四、声音与沉默
诺里奇档案馆的火灾
本章与后面两章，将阐明历史学家怎样展开研究历史的工作。我们将利用原始数据，从历史中探索出一个真实的故事。
档案馆中重要的东西：赖以运作的分类系统。历史学家的工作从档案开始——但只能在档案管理员对那些资料分类、整理之后。
历史学家常常提到原始证据。原始数据与”二手“资料的界限可能很难划分，而且”二手“资料也是它们自己时代的”原始“证据。
至少从15世纪开始，诺里奇的公民就注意将与自己历史有关的文献安全地保管下来。因为旧文献是权力的表现，尤其是那些与土地所有权和法律权利有关的文献。
档案馆不仅是仓库，它们也是系统化的信息库，由专业人士照料着。这一点在两方面显得颇为重要：
- 过去的资料不是以一致的格式保留下来的，需要有人整理并有序地存放。
- 管理员编写出”查档指南“，通常也附有内容摘要，使查阅者（如历史学家）能快速地查找文献
什么是”资料“？
早些时候的资料多是叙述性文献：编年记事、回忆录、政府记录、过去的史书。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资料开始包含更多的种类，如遗嘱、书信、买卖记录和其它财会项目、税收文件、法庭记录等。
事实上，资料可以是任何为我们留下过去痕迹的东西。
伯德特太太补助金文献（一份市政府记录）
历史学始于资料，有两个重要步骤：
- 将历史学家推向一系列特定资料的线索。（历史学家在看到证据之前要做出选择，所以也可以说，历史学开始的途径之一是资料）
- 历史学家本身：他们的兴趣、观念、环境与经历。
我们看到伯德特太太将得到一份年金，但它还缺乏一种语境以赋予其意义或重要性，所以它还能称为”历史“。这里，历史学家需要决定他（她）要寻找何种意义，并弄清资料本身能够提供的支持是什么。对同一份《议会记事簿》，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探讨，如对雅茅斯市政府的调查，也可以讨论社会、宗教、政治等等。
还有其它的问题有待解决：
- 我们手头的资料是否是伪造品？
- 资料中的”偏见“，这一点需要认真对待。寻找”偏见“，似乎暗示着可以找到一种”无偏见“的立场。如果”偏见“意味着每个人的特有风格，那么”偏见“的存在是必然的，也就是是不存在”无偏见“的文献。除了个人风格，文献也可能反映出“时代”风格。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偏见”不是要“抛弃”的；相反，它们是可资利用的内容。
- 不仅仅考虑资料所说出的，还要考虑它未说出的。关于议会给予伯德特太太年金的决定，是轻易作出的，还是经过了数小时的争论？伯德特太太是否在场？议会为何决定给她一份年金？
资料并不是真地“自己会说话”。我们阅读资料时问题会逐一浮现，如：谁是伯德特？他为何要去新英格兰？伯德特太太和她的孩子后来怎样了？要回答它们，我们需要寻找关于伯德特一家的其它资料。此时，我们决定了要探寻的特定路线——从起点开始，将资料所提供的和未提供的以及我们所关注地，一一联结起来。
历史学家依赖彼此的著作，与依赖自己对历史资料的调查一样多。
有时历史学家恰好是这样做的：辛苦而单调地搜寻每一种能够找到的文献，寻找对他（她）关注之事的记载。
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仅利用原始档案，也会利用已出版的资料。
文献很少打算欺骗历史学家，但它们时刻都会愚弄那些粗心的人。
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资料陷入了沉默，历史学家必须开始做些猜测——对文件进行解释。
沿着一条令人满意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代价，就是也许会阻塞其它可能的道路。
资料时一个起点，但历史学家在此之前和之后都要在场，并使用技巧，做出选择。为什么是这份文献而不是另一份？为什么是这些契据而不是那些？为什么要看契据而不是审判记录？为什么要研究政府报告而不是日记？要探讨哪些问题？采用哪些途径？
资料不会自己说话，它也从来没这样做过。
以完全真实为目标的历史永远无法实现（只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无数的事情仍然无法得知。这一问题使得“过去”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实。我们可以说：档案必须被烧毁（当然是在象征意义上），历史才得以发生。我们必须拥有资料——我们也必须拥有沉默。
五、千里之行
重建伯德特的某些历史，让我们走出了第一步，现在我们要去向何方呢？
我们试图在漫长旅程中的开放空间和在伟大旅程中寻找意义、探求论据。伯德特至少是两个更宏大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即英国内战和美洲殖民。
研究历史需要几种类型的猜测。我们已经看到试图在现存证据中“填补空白”的过程。本章将探讨的是一个更深层的过程：怎样将大量的材料综合起来，以及用宏大故事所呈现的轮廓去构造什么。
创造一个故事，不止是构造一个孤立的故事，我们还需要确定所描述的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处理其它历史学家已经说过的内容，并指出这个故事意味着什么。
人们关注地证据的类型，无疑会影响被讲述的故事。以英国内战为例，如果主要关注叙述性的记载、王室的文献和议会的文件，呈现的故事就是政治性的：故事包含了从1642年国王和议会之间爆发战争到1660年查理二世夺回王位发生的重要事件。
在这个“政治”故事中，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它又意味着什么？一个看起来较为合理且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变化是通过人的能干与否实现的（如无能的查理一世与起初有能力的克伦威尔），并受制于某种偶然性（战争意外失利），还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君主制对共和制）。
在其最原始的状态下，政治史依然坚持着19世纪晚期的模式：叙述“伟大的事件”，评判“伟人”（也包含负面意义上的人，如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这一模式同时也否认了某些人可以称为“伟大”。那么，评判伟大与否的依据与标准是什么却不甚清楚。
还有些理论关注地是那些不那么伟大的人所做的决定，其出发点是，导致事件发生的是掌握权力的个人所做的或好或坏的决定。
过去发生的事情无疑收到人们所做决定的影响——有时还是决定性的。但人们想要做什么与这些想法产生的实际结果，常常不是一回事。
社会史学家与政治史学家关注的证据往往不同，尤其是地方性的政府记录，在其中更有可能找到与普通百姓有关的信息。这种信息有些可用作经济分析。20世纪，经济变迁的图景引起了历史学家越来越多的兴趣，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叙述）
事实上，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s）。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已在历史学家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已被视为理所当然了：社会和经济环境影响着人们对他们自己、他们的生活及其周围世界进行思考而采取行动的方式。马克思本人写道：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情境之下，而是直接在碰巧遇见、给定，以及从过去流传下来的情境之下创造历史。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使社会史学家能够研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察觉到的行为模式：他们的家庭结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对于周围社会空间的安排并赋予其意义的方式。对这些不同领域的考察会将历史学家引向不同的问题，如婚姻模式的变化、性别感受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近年来，历史学家对文化的兴趣也越来越强烈了，这同样来自人类学观念的影响。人类学、社会学与社会学联结起来，此时的”文化“不仅仅是指音乐、戏剧、文学之类，也用来指称思想和理解的模式、语言形式、生活仪式以及思维方式。
无论学者被贴上“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还是“人类学家”的标签，他们都不过是在分析人们如何生存和互动。不同的方法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其共通之处有时要比他们愿意承认的多得多。历史学所能做出的一大贡献是推动人们去思考事物为何以及如何随时间变化。
历史中的“因果”
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在谈论“原因”，有时则会谈到“起源”。要了解复杂的过程，它们是有用的常识性表达，却也隐含着危险。
如果要描述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过程，我们可以指出导致这一过程的种种因素，但必须要意识到在创造“一个”殖民故事的时候，我们是在综合成千上万的也许并不符合我们整体框架的个人叙述。综合总是意味着让某些事物缄默。综合是有用的和不可避免的，但它仍然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非整个真实。近年来，历史学家对综合而成的“宏大叙事”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些故事往往会忽视任何特殊情形的复杂性。
在处理面对的问题时，我们对讲述伟大故事的人们产生了怀疑，因为我们希望更多地关注真实故事中的细节。
“结果”和起源同样复杂。对于历史来说，没有任何事物会终结，故事引发其它的故事。“起源”只是我们选择的这个故事的起始之处，它决定（也被决定）我们想要讲述的是何种类型的故事。
在试图确定是什么“导致”某事发生的时候，历史学家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理论，站在各种各样的立场。多数人会承认，除了在最简单的层面上，任何事情都有多重的原因。由于某个原因而发生的事情，又称为其后发生事情的原因，历史学家试图从这些复杂的事件中归纳出模式。过去无疑有许多模式有待发现，但它们多大程度上是已存在的模式，多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提炼出来的模式？
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对故事的唯一一种解释。期待这样一种解释，也许会错失过去的意义。任何历史都是对过去极度的复杂性试图说些什么。历史学家有一种沉重的责任：决不要声称自己的叙述是讲述故事的唯一方式。但读者也有自己的责任：不要因为它们并不完美而轻忽历史，而要把它们当作真实的故事去处理，它们只能如此。
历史如马克思所说，是由人们在自己无法选择的环境中创造的，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影响着所处的环境。
大多数发生的事情都是人们人们试图实现特定目标的结果，但他们永不具备足以预见其结果的洞察力。人们出于与当下相关之因，行与当下相关之事。他们的所作所为激起波浪，向外扩展，又与无数其他人激起的波浪互相作用。在这些互相碰撞的波浪构成的模式中，历史就在某处发生了。（历史是一种“在别处”）